水月世界～借假修真！

一碗「老芋仔」的陽春麵
陳文茜　　2016-07-06　　天下雜誌   601期

人的本性是觀照自己，難以跳脫去為他人設想，非我族類者往往被貼上標籤，埋下仇恨的火種。「同理心」填平人性缺口，為創傷世界帶來解藥。

如果人生你喊苦，而你不是難民、不是乞丐、不是無家可歸者；甚至你仍擁有家人、擁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想大膽地說：你的痛苦，可能一大部份來自你欠缺「同理心」。你無法換位思考，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觀看他人，因而放大了自己的「不幸」與「不平」。
 

仇恨來自同理心匱乏
 

托爾斯泰有句名言：「每個幸福的家庭，故事都是一樣的；每個不幸的家庭，各有各的不幸。」

現代人的仇恨，輕微來說是彼此之間的「誤解」與「隔閡」，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。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，刻薄者稱其「中國難民」，勢利者認定為「底層窮人」；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，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，感念其奉獻與卑屈，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。

「同理心」的建立如此匱乏，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、社會仇恨，因為「同理心」，不是我們的本性，也不是社會教育的主題。

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，非理解他人；我們的本性在不知覺中自私且無情；除非透過反省、學習，承認且意識此「人性的匱乏」，我們才能盡量避免「平庸之惡」。是的，平庸之惡，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，我們的本性便會惡罪其中。我們甚至不自覺，理所當然。

這是著名學者、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鄂蘭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準描述。人，不用太壞，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，只要愚魯且自私，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。

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，正是「同理心」。

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「大事件」，來自外婆的重病。十一歲前，外婆對我疼愛無微不至，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，住進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。

那是某個傍晚，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，四阿姨一看不對勁，趕緊帶著外婆住院。我看著救護車呼嘯，笛聲回鳴，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，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。

之後，我又跑又走了約三十分鐘路程，不斷問路邊人：「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？」那是我的第一次「流浪」，我明白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，但我必須抵達那裡，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，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，她正被急救，醫生說她可能度不了。

我茫然地回家，口袋只有五塊錢，飢腸轆轆，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，點了一碗陽春麵。

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，煮得也桿得一手好麵；外婆疼我，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、海帶芽、滷豬耳朵，加一碗陽春麵。那個深夜，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，便慣常地問：「滷蛋？」我平靜回答：「不要。」

第二天，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，正在長大的孩子，到了放學，已飢餓難忍。又走進麵攤，問老闆：「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，付一半的錢嗎？」我的聲音平靜，表情更平靜；可能自小倔強，不輕易流露情緒吧！老闆想了一下：「好。」

沒多久，他給我一整碗陽春麵，我愣了一下，因為我狐疑他耳朵聽不清，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。沒敢動筷子，走到正熱騰騰煮麵的攤子，我拉拉他的手，「老闆你搞錯了……。」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，「妳先吃，我忙，待會兒再說。」我坐下來，還沒吃完半碗，老闆突然扔了一顆滷蛋到我碗裡，轉身又走了。

我靜靜坐在那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。約莫黃昏五點，客人少了些，他走過來問，「小女孩，妳的外婆呢？」我據實以告。他說，「妳以後天天來，外婆會好起來，不要怕，她回來了，我再和她算錢。」
 

陽春麵背後的故事
 

那一夜，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，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錢，她當晚帶我向老闆致謝，並還了錢。隔幾天，老闆告訴我，他十六歲就被抓伕當兵，一路打仗逃難，靠許多不認識的人接濟，才能活到今天，「你這女娃兒聰明，好好讀書，孝順外婆。」

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，受到一個中國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，我沒明白，當他說「好好讀書」，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；當他囑咐「好好孝順外婆」，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，已無孝順的機會。那孝順叮嚀是遺憾，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，是深沉的嘆息。

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本省家庭口中，一直以來綽號就叫「老芋仔」。芋仔是一種不需施肥的根莖植物，扔在哪就長在哪。長相不好，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，滿山遍野，只要挖個洞，就可找到鬆軟芋仔。芋仔命賤，「老芋仔」型的外省人，命也薄得很。

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，我們沒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，怎麼和父母失散，好似他是個石頭蹦出來的怪物。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，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。

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，牽著我向「老芋仔」麵攤老闆致謝。

一年後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，原來娶親了；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，清瘦嬌小的女子。沒隔多久生了小孩，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。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，這遲來的幸福，滋味應該特別甜。

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，標準菜色「陽春麵加滷蛋」，像一種感念儀式。幾次聽到他教太太，麵要煮得好，放下去得立刻撈起來，再擱回去；千萬不能燙太久，否則湯糊了，麵也爛了。有天老闆不做生意，關了門，哭嚎聲穿透薄薄的夾板。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，「老芋仔」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，兒子也帶走了，還把他長年積蓄、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光。過了三天，老芋仔上吊自殺了。上吊時，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樑上，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。
 

小人物也是人生導師
 

這是我的第一堂「同理心」之課。我的「同理心」導師，讓我終生深刻難忘，恩情似海。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，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。

他是個小人物，而他的一生，在哭嚎中，在一切絕念中，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。屍體沒有送行隊伍，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、丟個滷蛋送行……。警察局、收屍者，一個卑微「老芋仔」，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，走了。

他的身影，那些溫暖的囑咐，帶著鄉音的安慰，打破我們家中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「二二八」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；也使我後來在參與的政治行動中，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。當然也自然形成我曾與島嶼上熟識的朋友們，重大的政治隔閡。

近日因某事件，人們又談起榮民，談起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。我想說的是：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，每個人不管本省、外省、富貴貧賤，都會遇見類似人物。他們開計程車，當大廈管理員，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，橫貫公路開通成冤魂……，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，一直在我們身邊。

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，大半擦身而過；因為我們社會不只沒教導我們「同理心」；相反地，它教導每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、家族的、同一村落、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。

漢娜鄂蘭論述「極權主義之惡」時，對此特別指出，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，只是沒有深度，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，單單只是「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」，「因為所謂的人性，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，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。」

同理心，知易而行難；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，例如「民族」、「愛國」恰是相反的「非同理心」，我們的「團結」來自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；「我們」的認同，凝聚於排斥驅逐「他者」的行動。

同理心，不只要「捨不得」別人，更要「捨得」自己。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，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。

同理心，不需要偉大的理論，它是一種學習、一種徹悟、一種跨越人性障礙，理解和你不同的人。

這個世界、社會、哪怕一個小家庭，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，每人都有每人難處。我們在提出任何主張或結論時，至少要有警覺心，世界若由一個人、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做主，一定有邪惡排他性。

同理心，不需大道理，就是暫時放下自己，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，有時它只是一顆滷蛋、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、一點適時溫暖的微笑。

同理心，不需語言，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，如是而已。